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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揭开在天全县城厢镇向阳村三组的天全田野里,伫立着两组四根石斗桅杆。石斗AG超玩会入口桅杆用青石材质雕刻,桅杆前一组在洪川庙遗址前,揭开经初步测量,天全两杆之间相距16米,石斗遥遥相对,桅杆形状标准完全相同。揭开桅杆总高8.4米,天全呈八角形状,石斗底部周长1.1米,桅杆顶部周长0.5米,揭开上细下粗,天全在离地4米处套一个四方形大斗,石斗斗高0.4米,宽约0.8米,AG超玩会入口石斗呈梯形,上宽下窄。石桅杆离地6.8米处又套有一小斗,同样呈四方梯形,小斗高约0.3米,同样下小上大。桅杆顶端经雕刻呈圆球笔管状。其中一根石桅杆上竖刻有两行文字,左边为:甲戌科赐进士出身都尉府高兴宗。右边为:光绪丙子年季冬月,四房合族公立。后一组石斗桅杆竖立在离洪川庙不到三百米,小地名叫幺(牵)马坪的地方,同样相向而立,外观、形态、材料与前一组基本相同。
走访当地村民,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告诉我们,以前的洪川庙是高氏家庙,而幺马坪则是高氏家族的坟茔所在地。
封建时代科举制度规定,科举选才分初试、会试和殿试三次,最终由皇帝钦定。进士分三甲,前三名分别叫状元、榜眼、探花,桅杆上提到的高兴宗名列二甲之序。
据了解,石斗桅杆是封建科举制度的衍生物。在古代,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便成为天子门生、国之栋梁,意味着前程似锦、光宗耀祖。提榜之时,中举学子在京城打马游街,风光无限,老家族人则竖石斗桅杆、昭告乡梓,其时,石斗桅杆往往分两组四根,一组立在宗祠,以激励后人,一组立于族坟,告慰祖先,每根桅杆上套一大一小两个石斗,四根桅杆刚好八只石斗,寓意才高八斗。在四川省,保存完整的石斗地桅杆有巴中的姜氏桅杆、郫都区的邓氏桅杆、温江区的陈氏桅杆等。
据《天全州志》记载:清雍正之前,天全属土司统治,由于地处边陲偏远之地,天全未设学塾,科举无考场,即便是高、杨二土司的子弟也是外出寄读,考试挂靠别的地方。直到清雍正七年(1729年),实行“改土归流”后,天全始设州,开学设堂。天全的第一位,也是有记载的唯一进士是高溥,祖籍天全人,寄居郫县(今郫都区),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考中进士。高溥先是分配广东任职,后告老还乡回天全原籍祭祖,在家族祠堂竖有双斗桅杆,并修刻高氏宗谱分发族人。
高溥和高兴宗是不是同一人?深入考察得出的答案是:他俩尽管都姓高,但不是同一人。《天全州志》载明,高溥考中进士的时间是1840年,而高兴宗赐进士的时间是1874年,前后相差了整整34年。
既然不是同一人,那高溥回祖籍所立桅杆又在哪里呢?查阅《天全州志·冢墓》,上有“五代安抚使高卜锡墓,在州西关外禁山麓。”据天全已故地方史专家裴大元撰文《高卜锡其人其墓》(原载1987年天全县政协《天全文史资料》第六期)介绍,20世纪80年代,天全县文保部门深入实地走访勘察,最后在几位老农指点下,方才解开了历史之谜:高卜锡墓志在禁门关岩坎上偏东的菜园地中,南对禁门关桥,西靠禁门关,北为大岗山,东为菜园。墓建于宋代,碑上有大宋字样,墓前立有双斗石桅杆,石桅杆毁于新中国成立前,墓志毁于1966年。由此推断:这墓志前的石斗桅杆应该就是高溥祭祖所立。
但奇怪的是,史书为何没对高兴宗考中进士之事做记载?按时间推算,高兴宗赐进士是1874年,而清咸丰八年(1858年)版的《天全州志》已经成书16年,所以没有收录。
综上所述,历史上,天全应该有两位进士,前者是天全籍,但他是挂靠郫县(今郫都区)获得功名的进士,后者是在出身都尉府,参加科考,名列二甲序列,赐进士的高兴宗。两人都曾先后竖立了石斗桅杆以示旌表,高薄所立石斗桅杆在禁门关前,高兴宗所立石斗桅杆在向阳村。很遗憾的是,高溥祭祖所立桅杆被毁灭,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就只有高兴宗赐进士时立的石斗桅杆。如今,天全县文管所已将立于向阳村的石斗桅杆进行搬迁保护,待确定新址后,再进行展示。
无论怎样,作为边陲偏远之地,又曾被土司统治近千年,一向文脉薄弱的天全,能出两名进士,确实出人意料,这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天全的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杨中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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