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改革先行先试 广东当仁不让

　　开栏语

　　党的经济究员贾康二十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学家先行先试

　　作为改革开放的中国九游排头兵、先行地、财政实验区，科学广东以“敢为天下先”的研究院研担当勇立潮头、开拓进取，改革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5年位居全国第一，当仁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8年保持全国首位。不让

　　即日起，经济究员贾康南方日报推出“走在前列‘新’出发”系列人物访谈。学家先行先试访谈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索，中国把镜头对准时代大潮、财政经济浪潮中一张张生动面孔，科学邀请各领域的研究院研代表性人物讲述他们的奋斗岁月与真知灼见，更好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时至年终，南粤大地依旧暖意融融。

　　一域观全国。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东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先行先试，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广东当仁不让。”著名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九游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认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纵深推进新阶段。对广东而言，要将思想解放、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作为系统性工程，以改革攻坚克难实现“质”的突破，释放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粤港澳大湾区

　　要寻求超常规发展

　　南方日报：您认为广东发展的经验与优势在哪里？

　　贾康：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认为非常值得肯定的基本经验就是要把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结合在一起，真正抓好发展这个硬道理。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

　　实际上，深圳就是一个解放生产力、实现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奇迹。一方面作为经济特区，它客观上很好地形成了与广袤本土腹地的紧密有机联系；另一方面，凭借区位优势，深圳拥有内外多方兼顾的重要地位。目前，深圳已经形成了经济结构的高端化优势，打造起了包括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支撑力。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深圳的经验对促进三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极，具有重要作用。

　　南方日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结合广东的发展，您有何理解？

　　贾康：我认为，“放得活”与“管得住”这对概念中蕴涵着一组辩证关系，二者都非常重要，但是顺序不能颠倒——“放得活”是第一位的，而“管得住”是为了更好地、可持续地“放得活”。

　　这实际上讨论的是发展中的创新和规范问题。想要实现发展，首先得做到敢于创新与试错，再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因素及时进行跟踪、识别、纠正和规范。如果反过来要求先“管得住”，或者先规范再发展，则只能遵循原来已经形成的那套白纸黑字的规则和认识。这不叫作创新，而是叫作“守成”。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动真格的改革就意味着必须要有试错，创新也意味着要有容错机制。这就是反复强调的：“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当然，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要冲破原来已有的一些规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这对当下的广东来说，既是警醒，但也是激励。可以说，要真正做到改革攻坚克难，广东责无旁贷。

　　南方日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在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与协同发展方面，您认为重点是什么？

　　贾康：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但是，粤港澳三地涉及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拥有不同的规则与机制，我们该如何应对？

　　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例，粤澳双方联合组建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共同派出人员，从而更好地协同运转。必须要看到的是，香港、澳门两地在过往的发展中，已经深度融合了全球市场经济的规则体系，形成了具有充分外向对接特色的商业文明。那么，广东就必须要在此基础上更加积极地破除阻力，以制度型开放这样一种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来开展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尽管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磕磕碰碰，但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必须带头突破的。只有这样，才能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活力释放，实现大湾区的高质量可持续超常规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以制度创新为“纲”

　　南方日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您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

　　贾康：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是解放生产力表述上的承前启后，与哲学意义上所讲的“质量互换、量变为质”有内在逻辑关系。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是斜坡式的上升曲线，而是在某一个临界点实现“上台阶”式的、跃迁式的提升。新技术革命大潮中，这种提升直观上首先是由科技成果应用所带来的。

　　例如，在后工业时代信息革命中，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所产生的生产力比之于原来工业革命后的生产力，达到了新的水平、新的境界、新的质态。所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让创新成为“第一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

　　南方日报：除了探讨技术领域的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有哪些内涵？

　　贾康：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并不只限于科技创新，还要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即供给侧要素的组合升级所带来的乘数放大效应。按照新供给经济学的认识，供给侧的要素除了科技创新的成果之外，还有制度与管理的加入。也就是说，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作为有效供给，能通过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与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产生类似的乘数放大效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绝非单单是前沿科技创新所能涵盖的命题。

　　值得强调的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还没有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创新应当是首位，成为纲举目张里的“纲”。只有啃“硬骨头”、在深水区推进实质性改革，才能更好地解放生产力，获取最大红利。

　　南方日报：请您举例说明，制度创新如何发挥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和放大作用？

　　贾康：近年来，我们国家积极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在前沿科技成果领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在诸如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我们依然面临着“卡脖子”的问题。

　　如何另辟蹊径，破解这些技术制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也就是说，要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培养、支撑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与人才队伍建设。那么，在制度创新层面，就必须深化我国的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培育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和健全符合科研创新、人才培养规律的制度安排。这也就是我此前所说的，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之下，以制度创新打开支撑科技成果创新成功的潜力空间，实现乘数放大效应。

　　以改革攻坚克难

　　推动中长期发展

　　南方日报：今年以来，国家层面经济调控政策不断发力。您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该如何适应现代化全局需要？

　　贾康：不可否认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体系下的主力手段，也是整个通盘综合改革、解放生产力而达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配套条件。

　　今年三季度以来，大家都留意到了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的加码，通过政策组合的结构优化与发力，在很大程度上提振与改善了市场预期，把向好的因素巩固下来、弘扬起来。可以说，此轮一揽子增量政策措施，是正视困难、解决问题、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的组合拳式重大部署，并且属于“快变量”，很快就体现出它的效应——服务于完成今年的经济增长引导性目标，将经济运行维持在合理区间。

　　南方日报：您认为，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从短期改善到中长期战略目标的衔接，重点是什么？

　　贾康：与快变量的政策刺激不同，中长期发展则需要相对慢变量的改革攻坚。也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到2029年完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这是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以贯之、简明清晰的基本逻辑，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基本的动力机制。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着更多实质性的考验，甚至出现了有关“改革综合疲劳症”的讨论与惰性，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改革要破除种种阻碍，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才能真正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动力源”。如果没有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来解放生产力，那么政策效应则难以持久。

　　实际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度明确提出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也只有拜“真改革”之功，才能真正对接好、贯彻好这套现代化顶层设计的战略部署。

　　南方日报记者 陈子阳